我曾经说过，30年前不读西方管理，是因为我们无知；而30年后如果还在读西方管理，那是一种无奈。前者是启蒙的需要，后者是因为缺乏管理思想的创造与自觉。仅仅吸收西方的管理知识对于现在的中国企业是不足够的，必须从西方管理的殿堂抽身返回，关注我们自己的企业实践。然而，在本土是否能够产生足以对中国企业起到指路作用的管理思想呢？

 　　从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发育起来的企业管理历史还不长。专家学者们大多从学术上进行研究，但很少有机会去企业进行实际操作。而企业家们则更多的是在实践中面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积累理论知识。现在，两方面开始有所交叉了，但是，双方结合的时间还太短，中国还没有到一个可以产生自己的完整企业管理思想体系的阶段。

 　　成功的管理思想家往往有很强的管理实践。现在的中国企业家没有机会系统地掌握完整的管理思想。之所以有难度，一是需要时间，二是需要对两种文化、两种管理哲学都要进行了解。

 　　任何一个国家产生的管理思想，一定是和它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连的。初始的企业管理源于西方，从工业革命开始的企业实践伴随着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欧美的企业管理思想之所以很相近，是因为两者文化的共通。日韩企业取得了成功，但他们的管理哲学与欧美有很大差别，最大的差异来源于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差异。比如，日本企业一直在强调集体主义，不鼓励个体在组织中的突出作用，这里有儒家文化的影子。扎硬营，打死仗，日本企业做得很透。在汽车、家电、钢铁这些产业，日本靠几代人的积累，逐渐形成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而美国在能够发挥个人创造力的IT产业取得了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社会文化鼓励美国人的自信与支配意识。中国在以上的两方面都有缺失，对自己儒家文化中好的核心没有传承和发扬光大。我不认为靠外来思想能改变一切，我们应该从传统中挖掘吸取有价值的因素，让本土产生的思想系统化，让中国企业家可以学习、运用并作为规范。

 　　任何成功的管理哲学一定要适应所在的社会环境。日本就没有照搬欧美的管理思想，而是吸收了其中优秀的因素与日本文化结合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管理体系和哲学；他们也把“大我”和“小我”结合得很好。日本能够迅速接受外部新的有用的东西，加以自身的严谨和认真，这是西方企业所没有的，值得我们学习。

 　　我很欣赏曾国藩的“做事”，把中国优秀的思想和哲学运用到实践中，在中国的环境中把一件事情做成。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如何处理各种关系？如何最大限度发挥这些潜在的优势？这给我很大启发。另外就是曾国藩的自省自强自律的精神。在中国做企业，也要有这种精神。

 　　在21世纪，整个社会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要做好企业，就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西方的管理哲学和思想是领先的，日本和韩国都受益于此。然而中国企业的管理思想一定要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儒学虽然尚未成为主流，但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好的东西在哪里，并把它激发出来。要知道，在中国做企业，我们面对的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代人，这决定了我们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发掘有意义的东西来经营管理我们的企业。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失为一种方法。为本还是为用，其实可以相互渗透，不必把两者对立。像德鲁克这样的思想家代表了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管理思想的积累，是整个现代社会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建设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学习和研究德鲁克为代表的管理哲学，才能让自己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快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