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经济的困境,政府要具备资源在区域间有效配置的“空间思维”。只有认清市场经济的规律,政府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要靠创新,要提高投资回报,要提升经济效率。何以经济政策要有“空间思维”,概因创新、投资回报、经济效率都和教育回报“在哪更高”有关。

高技能劳动者向教育水平更高的城市集聚是城市发展的原动力。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者获得的学习机会就越多,其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长就越快,大城市正是因为这种“人力资本外部性”而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引擎。收入和就业机会是吸收劳动力集聚大城市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获取公共服务也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因素。

在高技能者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中,也将带来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这种现象是因为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之间存在互补性。因此,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对效率与公平均无益处。

当前中国存在的户籍制度和分权的财政制度扭曲了劳动力在城乡间和地区间的配置。户籍制度看上去是在保护大城市,实际上却可能伤害大城市。由于不同的技能劳动力之间存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互补性,限制低技能劳动力的进入会引起这部分劳动力的短缺,再体现为这部分劳动力的价格上涨,进一步地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城市的生活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已经大规模跨地区流动的情况下,各级政府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不适应人力资本跨地区配置带来的挑战。人才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积累的人力资本在就业地产生回报和人力资本外部性,地方政府本应该鼓励受高等教育者在本地落户。当前我国一些特大城市对大学生落户也多加限制,显然不利于高技能人才的创新和创业。

与此同时,大量低技能劳动力从乡镇转向城市、内陆转向沿海,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主力军。低技能劳动力在家乡接受的中小学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在城里和沿海地区产生回报,而我国现行的基础教育经费主要是由县和乡两级政府负担,就相当于老家培训他乡获益。这样,人口流出地政府就缺乏激励进行教育投入。而在劳动力流入城市,地方政府不仅不愿意为流入的低技能者增加教育投入,反而在教育上歧视农民工随迁子女,阻碍劳动力流入。何其荒谬。

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增长,关键在于当前及未来潜在的跨地区移民群体是不是获得了足够的人力资本投资及回报。儿童是未来的劳动供给,他们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不容忽视。

第一,中央政府应加大对于基础教育的投入,实现基础教育资源可随人口流动而携带,促进人口流入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二,通过多种渠道,增加教育资源总量,促进流动人口子女在父母工作地平等就学。减少教育资源供求矛盾的正确做法是增加供给,而不是减少需求。

第三,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流动人口的安居乐业,促进其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已经长期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工作的外来常住人口,除就业与社会保障缴纳状况,应取消所有其他落户限制。

在户籍制度改革渐进推进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实现常住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基础教育上,应允许移民子女在支付一定费用之后进入公办学校。当地政府的技能教育、培训等投入应覆盖到常住人口,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打下人力资本基础。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应促进公平就业,提升外来人口获得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预期,加强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