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陈一丹在日记本里写下了一个设立教育奖项的想法。
彼时，他的身上正在逐渐褪去腾讯首席行政官的光环。十多年来打理的腾讯”家务事”，行政、法律、政策发展、人力资源和管理机制以及公益慈善基金等诸多事宜开始转移给接班人。
三年后，陈一丹在香港宣布捐赠25亿港元设立全球最具规模的教育奖项“一丹奖”。企业家捐资助学在中国已有陈嘉庚等人的先例。但设立全球性的教育奖项，陈一丹算是其中的少数人。站在两百多名教育界人士面前，他说起了儿时奶奶对自己的勉励和影响。陈一丹读书时，奶奶并不会说教育有多大意义。“但她每每看到你在努力读书，温习功课，她就会默默地支持你，往这个方向走。”
当时，将教育作为事业的种子已在陈一丹的心里埋下。
早在2007年，陈一丹成为第一个进入武汉学院的股东。2009年，“一丹教科文发展有限公司”成立，通过收购，成为武汉学院唯一的投资举办方。他以“办学不取回报”的方式，首期投入20亿投资举办武汉学院，开启国内非营利性民办公益大学的先河。武汉学院办学的所有的收益，都再循环用于学校的建设。
2013年，在陈一丹主持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出资5000万元，与深圳市福田区政府合作，发起教育实验基金会并共同创办明德实验学校，陈一丹为首任校董事会主席。时至今日，与陈一丹有关的教育版图开始显现。
不过，无论是最早的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还是两个学校，后来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都相对有限。“以前我们做了一个公益项目后，它的确会帮助到很多人，但是受限在项目范围里面。后来我们鼓励大家运用不同的优势资源都去做，影响面会有所扩大，但始终还是有限。”
于是，他萌生了设立全球教育奖项的念头。在他看来，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他希望用这种形式来做。让领先的教育理念、突破性的教育研究去影响全世界的人。
这一路走来，陈一丹的身上多了更多与教育相关的标签。作为腾讯主要的联合创始人，陈一丹的身价自然非同一般。投资武汉学院时，有人称他为金主。“我是想做学校，但我又不是教育家。我只是办学。”“教育是永无止境的志业。今天得到的教育是前人一路走下来了。过程就是远景，结果能去到哪就去哪，不要设限制。”陈一丹说。
全球奖项怎么做？
喜欢阅读中国传统经典书籍的陈一丹是个比较随缘的人。“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我就坚定往这个方向去，事情能做得到我就去做，条件不成熟就缓一缓。”
设立一个全球性的奖项，刚开始陈一丹并不知道怎么入手。这一摸索就是三年。为了这个奖项的国际性和持续性，陈一丹特意在香港设立了一丹奖基金会，独立运作及管理。捐赠的25亿港元则拨进慈善信托的资金池里，每年产生的日常投资或利息所得，将用于一丹奖。
高达25亿港元的“一丹奖”堪称全球迄今为止奖金金额最高的教育类奖项。“一丹奖”奖项设立的初衷在于希望表彰为教育作出卓越贡献的个别人士或不超过三人组成的跨界团队——包括教师、研究人员、学者、政策决策者及社会运动家等，并根据创效投资的原则向得奖人授予项目奖金。
作为奖项的设立者，陈一丹最关注的是评奖的专业性和权威性。而这取决于陈一丹能够请得动多大级别的评审。起初，陈一丹找到了一个知名教育家，并获得其信任。这个教育家又推荐了另一个专注全球性问题的专家。”一个引荐一个，就像网一样就撒开了。”
业评审委员会和国际顾问委员会就这样成立了。在陈一丹看来，确保评审的权威性和架构管治的严谨性，这才是最重要的。后续，一丹奖还要筹建投资委员会和内审委员会，并完成董事会成员的遴选。
和当年在腾讯做企业管理一样，陈一丹以十分专业的态度去运作一丹奖。完全框架搭建后，陈一丹把更多的事情交付给专业的团队运营。由全球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独立运作，旁听的陈一丹常常会因为他们高瞻远瞩的看法，心生敬佩之情。”我非常敬佩他们。我在做框架的过程中，他们给出了很多建议。在这过程中，我很佩服他们的高风亮节。他们为了把教育这件事做好，非常无私。”
用产品的思维做公益
陈一丹做公益的起点是在腾讯。2006年，在陈一丹的组织推动下，腾讯发起成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一开始，只是搭建好框架的基金会尚不懂如何去真正运作。于是，采取了把钱投给懂得运作的NGO，如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陈一丹还特地派人过去学习。当时腾讯大厦正在建设，就派人过去了解学校如何搭盖。
学校盖完后，基金会想继续跟。”他们说不行，没几个人来上课。现在焦点不在硬件，而是老师资源的缺乏。”陈一丹回忆。了解问题所在的基金会就投钱办培训班，培训能够教授语文、数学、美术等科目的全科老师。这一步做完好，问题又来了：学校过于分散，每个学校老师和学生都很少。后来就发展出新的办法：在镇里办综合性学校，每个科目都有老师，且学生也多。“我的意思是，就像做产品一样，要找出结在哪里，还是要钻研。”陈一丹说。
后来，有些项目并不符合腾讯基金会的条件，但是陈一丹却有着强烈的意愿去实践。于是他后来成立了个人的基金会，侧重于公益、教育、国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陈一丹用互联网的思维做公益，将企业管理的经验带到公益事业。但是，多年的公益经验告诉他，公益和商业又有不同。“公益只要你尽力去做了，就没有成败。比如一个公益项目跑了几年，项目还没跑完，它就夭折了，那么它失败了吗？不是的，每一步都是向前推进的。”
譬如，与政府合作的明德实验学校。一开始，陈一丹就清楚项目的困难之大。眼下，明德实验学校还在探索中。当时，基金会和政府签下了协议，提出了20个改革要点。如今，学校的改革沿着这20个要点去走。
“有些走得很顺，有些还要一起去克服。很难的，不容易。”陈一丹希望能够突破和执行好框架协议。明德学校的试验意义不小。
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国公益事业，多少有让人争议的问题，如公益专业人才的专业度和薪资的匹配度，以及公益资金的有效率如何控制等。“问题出来了，不要抱怨，都会不断解决，法律也在不断进步。要看到进步性。慈善法出来本身就是很大的进步。公益蓬勃发展十几年，才催生了慈善法。未来怎么走，我们可以再提升。我是用这种积极的态度去看。”陈一丹说。
人们总好奇陈一丹的下一步是什么。对他来说，眼下这些项目出来后，才是工作的开始。武汉民办大学怎么做到国际性应用大学，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一丹奖设立了，也只是开始。如何做到专业性和权威性，大量工作等着陈一丹去探索。运营三年的民德学校取得小小成功，但也仍有不少难点要去攻克。“我今年45岁，对于持续提升公益慈善的能力，我知道自己还在路上，还必须乐观地从头做起。”陈一丹在今年4月份第十三届慈善榜的主题分享中说道。
